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余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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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几年，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锐见》，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学者对话，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这是刘慈欣《三体》里面描述人类在面对“大低谷”时候如何抉择的一句话。

在历史长河里，无论是个体还是民族，都曾面临这样的抉择，并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步步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从经济史的角度说，人类经历了狩猎采集时代和农业时代的长期贫困，进入工业革命，开启现代经济增⻓，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转折。

围绕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伟大转折，经济史学者吴乐旻尝试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为什么陷在长期的贫困中不能自拔？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启动的，人类为什么变得富裕？

吴乐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2007年，经过长达15年的时间，他通过逻辑与史实的交叉论证，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的马尔萨斯理论发起了挑战。他指出，造成前工业时代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马尔萨斯机制，而是制度、文化和技术在族群层面的达尔文式竞择。吴乐旻把研究专著命名为《富种起源》，于今年2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究竟马尔萨斯理论的破绽在哪里？观照当下，不少国家或地区都出现了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甚至低于1的情况，为什么现代的人们不愿意生孩子？长此以往，会造成什么影响？ 3月15日时代财经就上述话题对吴乐旻进行了专访。

“人类之所以面临当前的难题，部分原因是技术进步太快了，基因也是‘始料未及’，在演化上暂时落后了。”吴乐旻指出，长远来说， 比如1000年后，人类如果依然能在地球上维持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人的偏好会慢慢扭转过来，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人的基因都会做出一些调整。财富必然会以某种方式更多地被投入到下一代的养育中去。不做出适应性改变的民族和制度终究会被淘汰。

就人类社会如何变富，吴乐旻指出，当前的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越富裕越少生”这个人口转型机制。这种思维甚至影响了各国的人口政策。但是，工业文明在其初始阶段，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口的增长、扩张，这是工业文明在人类社会站住脚跟的重要前提。在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文明秩序的传播要比人均收入数值上的起落重要得多。

有趣的是，吴乐旻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洞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竟然与刘慈欣对文明的思考颇有殊途同归的意味。按照吴乐旻的理论，人类社会财富增长之所以启动，是因为“生存”与“文明”这对长期矛盾的目标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取得了暂时的统一，这才打破了“刘慈欣陷阱”，开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新时代。

当代生育困境或是经济增长太快造成

时代财经：当下不少发达地区也都出现了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甚至低于1的情况。这一趋势是否无法逆转？长此以往，会造成什么影响？

吴乐旻：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发现，截至他生活的时代，几乎所有社会的人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下波动，不存在增长趋势，后人把这个现象称作“马尔萨斯陷阱”。对这个现象，马尔萨斯也给了一个解释——穷死富生，人多就穷。

穷死富生，是说人口增长率随生活水平的增长而增长。人多就穷，是说在资源局限下，社会稍有点儿进步，人均收入就会因为人口增长重新回到温饱线这个均衡。

马尔萨斯的机制原本就是说人富了之后就多生些孩子，诚然，古代社会大家一般是这么做的，这是竞择的结果，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要是某种文化里，人富了之后反而不生孩子，那这种文化就要被淘汰、灭绝。

我们今天面临这个难题，从漫长的人类演化史的角度，肯定属于暂时现象。这个暂时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经济形态变化太快了，人类的基因也是“始料未及”，跟不上新的生活方式。

就好比在漫长的马尔萨斯时代里，因为糖分很稀罕，对生存有价值，所以基因所决定的人类偏好就是糖分多多益善。可到了现代社会，突然之间，糖变得唾手可得，可是我们身上爱吃糖的老基因还没来得及被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淘汰掉，所以吃糖过度的人比比皆是。

生育偏好和生育文化也是一个道理。这道理既是基因层面的，也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我们人类终究是会解决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只是解决它的人指不定是谁，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文化？

长远来说， 比如1000年后，人类如果依然能在地球上维持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人的偏好会慢慢扭转过来。财富必然会以某种方式更多地被投入到下一代的养育中去。不做出适应性改变的民族和制度终究会被淘汰。

时代财经：如果一个国家出生人口生产率真的越来越低，会不会面临另外一个族群的挑战呢？

吴乐旻：肯定会的。但这种挑战不一定是战争和奴役，也很可能是润物无声的移民。这是一种很客观的可能性。

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到一些文化上的代替和稀释，令人惋惜。但是对由移民带来的潜移默化的种族更替，还是要拿平常心去看待。

族群竞择理论提到的一些场景在人类历史当中是家常便饭。今天的每个人都是过去时代里基因意义上成功者的后代。从我们往上数一万代，代代男女祖先都留下了后代；但从我们往下数，只算十代之后还留有后代的，能有几个？凤毛麟角。

归根结底，人类各个种族之间基因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从基因上看，我们人类的每一份子都在同一个基因流的断面上。靠种族间的基因差异来区分彼此，既不道德，也不科学。

时代财经：那么过去是什么样的文化或文明，使得人口得以增长？

吴乐旻：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就说一个小小的方面。汉族人口非常繁密，这跟我们过去的祭祀文化与孝道文化是有一定关系的。

祭祀文化本质上有两种信念所构成。一是作为长辈所持有的A信念，认为自己的生命会在死后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并且死后的生活质量受到祭祀的影响；二是作为晚辈所持有的B信念，认为亡灵能够干预自己的生活，而自己通过祭祀可以贿赂死者保佑自己。

一个人如果秉持A信念，为了死后的幸福生活，就会有强烈的生育动机——因为社会保障不管烧纸钱，所以这部分需求是社会保障所不能满足的。在传统社会，父母确信子女有动机靠祭祀寻求祖先冥冥中的保佑，这就是B信念的价值。一旦人们淡漠了上诉两条信念中的任何一条，生育动机都会受到破坏。

汉族的旧文化里特别强调孝道的价值。传统社会的孝道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鼓励父母对子女无限制的干涉和子女对父母无条件的服从。这种抹杀人与人合理界限的关系准则，使父母对子女产生不合理的预期，反而会导致极其紧张的家庭关系，妨碍了亲情的自然流露。

重孝的原因可能还是在族群竞择里。被催过婚的大龄青年们都知道，爸妈抱孙子的意愿比自己生孩子的意愿要强烈得多。一般来说，生育之事，媳妇所负担的成本是最大的，儿子其次，父母再次。剥夺媳妇的话语权，把婚配和生育的话语权交给公婆，尽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说是一种权力的错配，却能最大程度地鼓励生育。

看清祭祀和孝道的生育职能，至少可以让我们保持一种清醒。如果我们想用文化的方式来恢复生育率，应该更多地去探寻和当代价值相吻合的文化元素，甚至主动地迎接、创造一些新的文化要素，而不是一味地留恋旧的文化传统。

《富种起源》作者：吴乐旻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马尔萨斯人口论无法解释当代人不愿生娃的困境

时代财经：你的理论对未来社会的人口政策会有什么启发？

吴乐旻：的确可能有一些启发。

我最近在想，如果马尔萨斯多活30年的话，这个世界很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长期以来都受到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尽管马尔萨斯所研究的只是1800年以前的前工业时代，但知识界在思考现代社会时，一直都把马尔萨斯机制看做遏制经济增长的瓶颈，靠放松马尔萨斯的假设——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富裕后反而少生”的人口转型——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这种认知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界和政策界是普遍欢迎“少子化”，少子化象征着富裕，象征着文明。

但我在研究中发现，马尔萨斯陷阱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马尔萨斯机制，而是族群竞择。达尔文机制才是遏制增长的真正瓶颈。

过去几十年经济学理论中那些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抽象模型因为误判了瓶颈，所以不可能是真正的答案。

在人口转型模型里，只要富到一定程度，就能通过多重均衡跨入现代增长。但这些理论忽略了族群之间激烈的竞择。古人一村一村地富、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骄奢淫逸化，恐怕早已发生过几十万次，但每当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时，迎接他们的不是数学模型里持续增长的康庄大道，而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战争与移民，是从基因到技术到文化的稀释和代替。

所以，从达尔文瓶颈的角度看，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够站住脚跟，不是因为它导致少子化，而是因为它在其初始阶段，能够让工业化社会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对外扩张。

如果工业化从一开始就让人口萎缩、自闭、打一仗输一仗、关起门来织绣花枕头，那工业化就不会有机会席卷全球，工业造物只会像成千上万种普通效用品那样湮没无闻，只配到博物馆里被当做考古珍奇来陈列。

时代财经：为什么说马尔萨斯多活几年，其理论会不一样？

吴乐旻：因为在马尔萨斯晚年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他怀疑自己的苗头了。我相信，再给他三十年寿命，他肯定会察觉，《人口论》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是错误的。而且他的反思将沿着《富种起源》一模一样的路径，就是进入到书里说的“平衡增长之谜”。

马尔萨斯的解释如果是错的，这意味这马尔萨斯陷阱在隐藏真正的原因。我认为马尔萨斯不太可能自己破解这个原因，毕竟族群竞择理论依赖达尔文进化论的思维。但马尔萨斯如果真的在生前留下了反思的话，承认他的错误，后来的成千上万的学者一定会沿着这个方向去探寻长期贫困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想，到上世纪50年代左右，经济学界应该就会有人做出与《富种起源》类似的对客观规律的研究。那样的话，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都会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发生转向，从鼓励少子化，变成短期福利与长期繁荣并重、更倾向于较多生育的政策。

文明是生存的副产品

时代财经：马尔萨斯理论是人口学领域的著名理论，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你把“马尔萨斯陷阱”作为思考的突破点，对马尔萨斯理论发起挑战，并且发展出这一套关于“现代增长起源”的理论？

吴乐旻：我是在博士一年级遇到这个问题，一共用了5年才把这个事情想透，中间经历了大概四五次的顿悟。后来沉淀了5年，5年前开始动笔写这个书，初稿2年，又修改了3年，前前后后一共15年。

当时学界认为马尔萨斯理论应该是经济学理论中最不可能出错的理论。首先，它简单，越简单的理论越不可能错；其次，它重要，成千上万的学者都研究它，靠它在学术界扎根。所以，如果有人从未来穿越到我读博士一年级的时候告诉我，我将挑战马尔萨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并用新解释去代替它，我会觉得不可思议，那种天方夜谭的程度和有人穿越过来这件事相比都差不多。

我确实思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研究的技术门槛并不高，但它的思想门槛确实不低。我自己也是绕了很多个弯、经历好几次顿悟才彻底想明白。这些顿悟往往是我苦思冥想很长时间之后才侥幸取得的。最长的一个，我想了整整两年半。其中如果哪怕有一个关口卡住，这个研究也就截断了，我们就得等另一个人，也许几十年后再来完成这个理论。

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但我非常地幸运，遇到这个美妙的课题。

时代财经：按照你的理论，人类社会财富增长之所以启动，是因为“生存”与“文明”这对长期矛盾的目标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取得了暂时的统一。你把这一历史阶段之前命名为“刘慈欣陷阱”，你是怎么想的？

吴乐旻：这是书中第三部分的制度竞择理论。把理论命名为“刘慈欣陷阱”是因为《三体》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给岁月以文明、还是给文明以岁月”。人类社会在生存与文明之间是有取舍的。

制度竞择模型带来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仔细推敲之后才理解模型的含义，发现导致奇特结果的关键因素是文明和生存之间的竞择，以及这个竞择力量在角色上的逆转——从长期的遏制文明，到时机成熟时的促进文明，再到后来“遏制”角色的逐渐苏醒。这是经济学中可能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解释转轨现象的新机制，和大家普遍熟悉的多重均衡很不一样。

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财富增长之所以启动，是因为“生存”与“文明”这对长期矛盾的目标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取得了暂时的统一，这才打破了“刘慈欣陷阱”，开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新时代。

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文明，只是生存的副产品，是“生存主义这个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而我们用它来寻找光明”。

在制度竞择的压力下，大多数文明都把生存放在首位。这种选择，往往是以“文明”为代价的，割舍了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和增长速度。曾经，人类就像处于一个黑暗森林一样，其增长潜力曾被文明间逆向淘汰的竞择网络牢牢锁死。尽管这个“黑暗森林”与《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有着不同的假设和原理，但它有着不逊于宇宙社会学的暗黑、瑰奇与宏伟——而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个森林里，就连我们自己也随时有可能重陷其中。

按照这个模型，我们目前所处的增长纪元是极不稳定的，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因为某些政治经济危机，重新回到那种黑暗时代，再次堕入马尔萨斯陷阱。